【影評】幸福路上的幻滅練習

台灣自製的動畫片《幸福路上》日前上映。雖然本片在票房上不斷告急,但入場觀眾的反應普遍是好評。故事以一名1975年出生的六年級世代女生為主線,一直寫到2014年,40歲為止的人生。這個時間段是精心挑選的:起點的1975年是蔣介石去世,終點的2014年是318運動,中間40年則歷經戒嚴時代末期、解嚴、狂飆的九0年代、政黨輪替乃至政治理想的多次幻滅。

在這個時間點,去看這麼一部明著追問「幸福是什麼」、同時伏有高度政治意涵的電影,是非常能引動人思緒的。剛過去的2017年,正好是解嚴30周年。在高速運轉的媒體疲勞轟炸下,我們常常會忘記,台灣的民主制度其實比這個社會一半以上的人口還要年輕。在這麼短的時間裡,台灣人經歷數度的「由熱情到幻滅」、「再次重燃熱情又再次幻滅」的過程:2000年第一次政黨輪替的民進黨政權,最終黯然崩垮,或許是台灣人第一次大規模的見識到信念落實到政治結構中,會扭曲變形成什麼樣子,個別的政治人物又是如何容易變質;而在2016年,台灣人再次鼓起勇氣,首度給予民進黨國會多數的執政權力,然而一路走來始終搖擺,終至在2017年底的《勞基法》修法再次引爆深深的幻滅感。 

因此《幸福路上》略嫌鬆散的敘事結構,以及什麼問題都沒有解決、只能走一步算一步的結局,是非常符合當下台灣社會氛圍的——敘事結構緊致的前提是明確的「走向」,但這種對未來步調的十足信心,當下的台灣是沒有的,主角小琪自然也不會有。這種由幻滅帶來的茫然感,在台灣的各種創作裡,已隱隱能成一道傳統了,比如施文彬經典歌曲(及其MV)《七仔》。賴香吟也在去年推出小說集《翻譯者》,呈現了一代人解嚴30年來的思緒變化。可惜《翻譯者》因版權糾紛而必須下架,流傳不廣,否則《幸福路上》與《翻譯者》若能參照對讀,必能引起更多思考——同樣的女性位置、同樣的空間移動軌跡,以及,同樣的啟蒙與幻滅經歷。 

幻滅是民主的常態

回到2018年的《幸福路上》,我認為有一個「時差」是非常有趣的。故事結尾停留在318運動攻佔立法院的瞬間,同時主角小琪決定回台定居,基調是「我不知道我還可以做什麼」的無力感。然而,這與2014年當時的激昂氛圍是有落差的,小琪的無可奈何和不知所措,是2018年的導演(與觀眾)回看當時的感受,而不是反映了2014年當時的狀況;這份饒富興味的「錯置」,是一種「預知幻滅紀事」了吧。2014年曾經是讓很多人重燃希望的年份,也是許多後解嚴世代政治啟蒙的年份,但正如前文所言,在這3、4年內,所有人都被迫學習熱情的冷卻與理想的艱難。導演留下了這4年的時差,是不忍說下去,也是留給觀眾的思考空間。
但幻滅或許就是民主政治的常態,我們新生的民主制度要咬牙學會的。學著把政治人物當成手段而非目的,學著不對他們放感情,而更冷靜地操作我們持有的工具,把民主政治削切成我們想要的樣子。我們可以跟小琪一起茫然,也才會一起思考,從此脫離天真的年代。民主只是給我們選擇權,但從未保證我們的選擇會永遠正確。這種政治生活需要漫長的堅忍,才有可能找到「幸福」。如同張亦絢在《永別書》的句子:「給她時間,而非時代。」

本文原刊載於蘋中信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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